一部《来自星星的你》让韩国仁川大学成为了在亚洲红透半边天的学校，因为有十七个场景在学校中拍摄，都教授和千颂伊的身影遍布几乎校园里的每个角落，而随着仁川亚运会的深入，仁川大学也因为靠近亚运会新闻中心，并且输送了一大批学生志愿者而成为一个跨文艺和体育两界的特殊名校。

    事实上，这所学校也确实在艺术和体育领域有所特长，仁川大学校艺体能大学体育学部部长金暋澈博士专门从事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他长期活跃于中韩两国的体育交流，再加上有很多来自浙江大学的体育社会学教授的朋友，因此他也格外关注来自浙大的孙杨。“我知道孙杨，他是中国的大明星，就像朴泰桓一样。”

    事实上，朴泰桓在韩国的地位可能远远超过孙杨，应用于本届亚运会的游泳场馆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被称为“文鹤朴泰桓体育馆”，朴泰桓是韩国体育真正腾飞的象征。金部长介绍，韩国在朝鲜战争后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政治稳定后在1960年到1990年间“韩国就是一个体育之国”。“与朝鲜、与日本之间敏感的国际关系，韩国的政治和外交需要依靠体育。”因此，那个时候的韩国体育就是“金牌至上”的畸形形态，运动员就是为国争光的机器，缺乏足够的教育让韩国的运动员在退役后很难独立生存。

    金教授也很清楚，在中国体育界这种情况至今仍存在。“我们国家也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在1970年代，韩国体育人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政府考虑的只有金牌。对普通人来说，金牌就意味着金钱。正常情况下，年轻人应该接受大学教育，但很多运动员高中毕业后就进入职业体育系统中去赚钱，当然确实职业身份能让他们更早地开始接触社会，而且赚很多钱。尤其足球、篮球、排球和棒球这些人气项目。但很多体育专家就很反对这种方式，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导致这些运动员在教育上的缺乏。所以大学体育学者们过去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能否可以把职业队伍纳入学校，让高校队伍参与职业赛事。”

    而现在，韩国体育已逐渐走出了这种状态，从上世纪80年开始，过去的三十年韩国在国际大赛上获得奖牌的运动员，45%是来自大学，当然其中也有包括韩国体育大学、荣仁大学等这些体育专门高校输送的运动员，像朴泰桓这样的顶级选手也是从普通的高校走出来的，朴泰桓是毕业于在韩国排名第三的私立综合大学檀国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政府的思路改变了，尤其我们在两年前推出了两个与运动员接受教育相关的政策。一是明文规定要继续大学教育，运动员必须参加文化课程。二是用分数来约束，比如说普通学生要得到70分的学分，那么对运动员就是打六折，也就是他们必须修完的学分是42分。如果在大学课业中达不到42分的基础线，他们就不能参加比赛。”金部长说，这些分数上的硬性规定已经从三年前正式开始实施，到2016年，政府希望能实现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在高校中兼顾学业和体育。

    将运动员纳入高校后，体育部门与高校的合作就成了必然。“韩国奥委会下属54个单项协会，每个协会都会和高校紧密合作，尤其像亚运会、奥运会这种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前，协会与学校会高效运作。”而在日常工作中，金部长介绍，体育教育也是列入韩国法律的。“以足球为例，韩国国内有260到270个高中，每个学校都有足球队，270个高中之间有联赛和巡回赛两个赛事体系，因此韩国高中生一年的比赛非常多，一周至少一场比赛。而大学生就更多了，一周双赛很正常。此外，还有300个社会俱乐部。政府会有专门的部门从这些队伍中选拔尖子选手，建立一个预备队为国家队做梯队。”韩国的竞技体育和体育教育正在力图实现统一，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即将形成，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朴泰桓们都将从韩国的高校中走出来。

    严格执行四四政策

    中国青少年体质堪忧的问题成为青少年教育工作中的顽疾，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体质已连续25年下降。超重、近视成为常态，力量、速度、爆发力、耐力等运动能力更是严重下滑。与之相比，过去25年来，韩国青少年的肺活量、运动能力等体质指标一直在提升中，日本青少年的体质在二战后也一直处于上升势头。是什么让同为黄皮肤亚洲人种的日韩国家与中国拉开了差距？

    “其实韩国政府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也走过弯路。”仁川大学校艺体能大学体育学部部长金暋澈博士告诉记者，“1960到1990年代，韩国政府在体育的投资上十分巨大，但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政府政策开始改变，开始转向文化投资，韩国的文化产业可以看到是欣欣向荣，而体育上的行政拨款就被压缩了的。因此体育教育的投入也随之下降，原本一周3到4个小时的体育课课时，减少到一周一个小时。由此，韩国国内就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金部长表示，这段时期的韩国青少年体质下降得很厉害，健康问题成为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改变了思路，制定了新的体育教育政策。“我们称之为四四政策。”金部长说，“所谓四四政策就是要求学校保证一周有4个小时的体育课课时，然后每周还有两个小时的课后锻炼时间。另外还要加上双休日两天必须到俱乐部参加体育锻炼和活动。这些俱乐部将由政府来组织开展俱乐部之间的赛事。”这些政策的实施指导韩国的大中小学生放下课本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

    记者在仁川大学校园内看到，体育设施十分先进完备，综合体育馆、足球场、篮球场、游泳池、健身房，甚至还有高尔夫练习场，即便仁川大学在韩国国内的排名只在四五十名，体育设施却能做到如此完善，不难想象其他韩国国内高校在体育上的投入也不会少。

    在仁川大学的体育中心游泳池旁，记者随机采访了一名来自体育教育系游泳专业的学生禹畅河，他是在中学时期培养了游泳的兴趣爱好，从而在高考时选择了体育专业。“先进行了游泳专业的考试，随后参加了普通的文化课考试。”考入仁川大学之后，禹畅河开始了正式的游泳练习，一天要进行两个小时的训练，游泳馆空的时候还会自觉下水加练，他还会经常参加大学之间的游泳比赛，完全就像一个运动员。

    “韩国学生的体育课程其实包含很多内容，学习体育技能、健康成长等都是我们所关注的方面。”对于韩国的体育教育政策，金部长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韩国正在做的是要让青少年在身体、精神、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全面发展，体育的重点已经倾向了教育。“韩国是个小国家，中央政府直接主导了全国的教育系统，他们制定了政策，我们就能直接地去做好。我想中国的问题可能就在于，中国实在太大了。”金博士在与中国体育教育界的密切交流中也了解到，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探讨体育体制的改革和体育教育改革方面的话题。“我知道，中国人一直在说，体育总局应该和教育部协同工作，其实韩国原先也是体育和教育两个部门分开工作的，我们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我想，中国需要的是时间，十年或者二十年，不可能奢求一瞬间改变。”他找出了自己收藏的几本关于日本体育教育改革的材料陈列给记者看，“日本政府把体育列入基本法，写进白皮书，这一举措从出台到真正落实也花了整整十五年。所以，要对自己的政府有信心。”

    朴泰桓 主动求通告

    根据韩国当地媒体的报道，本届亚运会上，获得金牌的韩国选手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120万韩元的奖励，相当于人民币7500元。而银牌得主有约4500人民币的奖励，铜牌约2500元人民币。这个奖金数额和中国给亚运金牌得主提供的5万元人民币的奖励，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有意思的是，对比韩国上次主办亚运会——2002年的釜山，韩国政府提供的奖金在这十年间几乎没太多变化。釜山亚运会时，金牌选手的奖金在100万韩元左右，也就是说十年来涨幅仅2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仅1300元。相比中国运动员的奖金和补贴，韩国政府堪称“抠门”。而更“抠门”的是，韩国运动员在国家队集训期间，每个人每天获得的训练补贴也是多年来“平稳”且少。

    上世纪80年代，运动员一天的补贴在7美金左右，现在涨幅也没太多。因此，当运动员在韩国未必是份“美差”，对男选手来说，更大的诱惑在于获得亚运会金牌可以免除兵役。而女运动员则并无此“福利。”像朴泰桓，虽然免除了兵役，但作为本届仁川亚运会最受关注的韩国男运动员，他因为缺乏赞助商支持，政府也少有补贴，赛前的训练等费用都要自掏腰包，遇到窘迫的时候，不得不上电视导购类节目，靠卖广告赚钱。相比孙杨，他的境遇可谓辛酸。